在文明史上，火的使用、水的使用（灌溉）、房屋、车轮、织物、农具、工业、蒸汽机、电力、核能、互联网等，还有尚未取得根本性成功的人工智能、基因技术、量子技术和可控核聚变等，都属于改变生活的存在论事件。

）从古代的记述来看，道家中另外一个重要代表列子也有同样的看法，（注：《吕氏春秋·不二》说：子列子贵虚。《德充符》两次提到了道与之貌，天与之形，其中在第一次之后，还有恶得不谓之人？的说法。

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它的真正的家园是无何有之乡，是物之初的道。形的遗忘显示出庄子对形体的不在意的态度。心的逍遥游中并没有形体的位置，而形的世界也不会成为桎梏心的场所。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

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五、分裂与合一 心与形作为人生命的两翼当然是无法分开的。所以又说：适得而几矣，因是已。

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庄周既和惠施来往，定然知道这种辩论。（《齐物论》）这种理想，都由把种种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

我们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断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已听其自然罢。究竟谁是谁非呢？……举这几条，以表天下的是非也随时势变迁，也有进化退化。

其实这两项是互相成的。到了后来，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齐物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极端，便生出不良的效果（梅贻琦：《大学一解》，载《清华学报》第13卷1期）而我觉得止于至善在这里并非无关紧要，不能舍而不论。现代人用现代理论解释古籍往往唐突了先贤，但这种解释也同样可以看作是现代人亲近先贤的一种努力，不经过这种解释先贤永远是遥远而怪异的古人。

这几句话说得好，但朱熹的解释却解得糟。仇恨父亲是一种本能，敬爱父亲是一种公德，公德并没有能扼杀本能，而本能也不可能冲破公德：孔子三年无改之礼乃是本能对公德的一种屈服，是本能在公德压抑下的一种变态、一种自我掩饰和自我解救。

如果没有紧张、冲突与冒险，生命还值得经历吗？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还有兴趣从三十岁活到七十岁吗？作为一个老人孔子回顾往事的时候对自已有限一生的明达妥当感到满意，而我们作为刚过而立的壮年憧憬未来时却根本就不满足于人生的有限性本身。青春是一个依凭生物本性行事的自然时代。

《论语》中多处讲到孔子的乐生之趣：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让学生各言尔志而吾从周(《宪问》。治学与人性完成在这里合二为一，不可分割，孔子说古之学本为己(《论语·宪问》）就是这个意思。假若用第五句（第二、第四句不是孔子的话而是有子、曾子的话）开头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感到自己和那凶手同样有罪从而不具有惩罚凶手的道义权力。或许有人会指责这是把《大学》作了当代化的解释，但朱熹的解释对他自己来说又何尝不是当代化的。学说的后世继承者往往不能理解学说的创始人更深远、更辽阔的本心，往往执着于学说的名相而不能自拔，程颐就是一例。

一个无知而又热情冲动的生物在这个早已森严壁垒、早有既定规律与规则的世界上左奔右突，有得则喜，有失则悲：这就是青春。人后来偏离了自己的本性，这种偏离不仅带来了种种的恶更重要的是它还带来了种种的苦：人的痛苦就是人的堕落的标志。

明明德是为了新民，而新民也是为了进一步的明明德，这二者的交互作用才能使人性达到最高的完成即至善。在孔子看来，人的本性是完美的和健康的。

在梅先生的理解里，明明德不再是摈除人欲而成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新民不再是居高临下地教化百姓而成了改善人们的生活与精神。弗氏认为哈姆雷特之所以犹疑不决不愿意下手杀死谋害父亲并娶走母亲的凶手，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也同样有杀父娶母的冲动。

3 子曰：父在，观其志。我觉得编纂《论语》的孔门之徒实在是个可人，他懂得怎样赋予他的老师以真正伟大的气象。——这虽是至理之言但又局限于政治，太狭窄、太功利了。在这种背景下我能够对孔子始终不绝善意，甚至成年后冷静面对孔学时也能够原谅它的某些庸俗与荒谬，主要是因为这几句话奠定了我对孔学的信服，这几句话实在是太获我心了。

盖必其有以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没有这几句纲领性的话，孔子的二十篇语录就只不过是些随口答曰的闲言碎语。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习而体悟真理的过程，是一个满足人的本质需要的过程，学习之中每有会心。新民之后是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说经过社会改造的实践，人们的知识得到了修正和扩大，人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提高，达到了真知与解放的状态，实现了人的自然定性和人类本质，获得了真正的满足、自由与完善，这是学问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应居而不移。

生命起点上的人和生命终点上的人很难有同情，在我们和孔子之间四十年的年龄距离比两千年的时代距离更遥远。1 《大学》一书最激动人心的是它开头的几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人的行为与人的本来需要相敌对，这就是人精神痛苦的根源。《大学》原文因为过分哲学化所以难考其确指，于是每一代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阐释它，《大学》不是朱家的而是大家的。至善是充分认识真理、充分发挥生命能量之后的真觉悟与大和谐，是人的一种无上状态，也是人生存的最后目的。孔子认为天性就是儿子亲父，弗洛伊德则认为仇父。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佛教说只有行大慈悲才能得大自在，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这个过程。在这里我们和孔子之间出现了年龄的鸿沟。

打开《论语》首先读到的竟是这几句妙不可言的话，遂先入为主地确定了我对孔子永远的喜爱。其他任何子曰都不像学而时习之诸句这样，这是一种有王者胸襟的常人之心，是一种容纳万象的淡泊之志。

由此看来曾子并不是孔子的好学生。他的注解把原始儒家的概念锻炼为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刀锋，同时他把在止于至善解为状语也埋没了原意可能有的丰富性与深刻性。